- 2017-09-08 08:28:12 来源:国家文物局
9月2日,在山东大学召开的山东邹城邾国故城遗址出土新莽铜器座谈会上,山东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和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公布了今年上半年在邾国故城遗址的考古新成果。其中在遗址中央面积近17万平方米的“皇台”北部的一座汉代水井中,发掘出土了8件新莽铜器,系首次科学发掘出土的汉代度量衡器,意义重大。
发掘领队王青教授介绍,新莽铜器出自3号水井(J3),共有8件,即诏版2件、货版1件、衡杆1件、环权4件。其中诏版阴刻有81字规整篆书,内容为王莽施行度量衡改革的诏书,与《汉书》“王莽传”等记载多可对应。2件诏版的文字一致。一件铜版阴刻7字篆书,为“黄金、铜泉、絮、布、帛”,其中黄金2字位于中央,其余分列4方。1件铜衡残长1.2米(按汉长约合今2.3米,残失部分应有约1.1 米),一端阴刻有篆书铭文,内容与诏版一致。4件铜权大小有别,分别有三斤、九斤、重钧卅斤、重石四钧等计量铭文(按汉斤约合今0.5斤计算,应分别重1.5 、4.5、 15、 60斤),根据始建国元年等铭文可知,这批铜器的制作年代为新莽始建国元年,即公元9年。
座谈会上,来自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故宫博物院、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的专家充分肯定了此次发现具有的重要学术意义。
据初步统计,此前这类新莽铜诏版和权衡发现较少,只在甘肃定西、合水等地出土约10件左右,且多为乡民偶然挖出,信息有缺失,资料不完整。甘肃定西县1926年挖出权衡1套7件(含铜钩和六斤权各1件),其中3件现藏国家博物馆,其余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1982年甘肃合水县挖出诏版1件,上海博物馆近年入藏诏版和衡杆各1件,出土地点不明。邾国故城的8件新莽铜器是迄今为止首次经过科学发掘出土,也是一次性集中出土数量和种类最多的汉代度量衡器(尤其货版是全国范围内首次出土,前所未见)。这批铜器出土层位明确,同出遗物较多,获取的资料科学完整。
“这是汉代度量衡研究一次突破性的考古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白云翔说,这批文物为研究西汉末年王莽代汉并实行货币和度量衡制度改革等重大历史事件,以及我国度量衡发展史、经济史、制度史等问题,都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具有重大学术价值。
这批铜器制作精良,器型硕大,铭文字数多,透露的历史信息丰富而重要。如诏书中的“德帀于新”即指王莽建立“新”王朝,“同律度量衡”即指实行度量衡改革。这与《汉书》“王莽传”“食货志”“律历志”的记载多可对应,应是新莽王朝颁行的衡器和量器官方标准器。货版的文字虽然只有7字,但列出了政府颁布的五种货币种类和价值差别,也与《汉书》的相关记载相符合,也是新莽王朝颁行的官器。
“王莽的名号为宰衡,说明他很重视并认识到推行度量衡新制的意义。”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子今认为,东汉时期手工制作业的繁盛与王莽时期推行度量衡制度的精准化、标准化有一定关系。
“此次出土的铜衡杆属于等臂铜衡,复原长度达2.3米,比上世纪初在甘肃定西秤钩驿所出长64.74厘米的衡杆长得多,无疑是一件重要的文物。”中国国家博物馆孙机先生说,我国自春秋以来,衡器所用砝码南北有别,南方楚国用环状的,北方各国多用半球形的。环状铜砝码名为“环”。环(環)与权(權)是通假字。此次出土的四件衡器以称为“环权”为好。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苏荣誉建议做微痕检测分析,解决铭文是铸造还是刻铭的问题;同时对甘肃定西、上博收藏的同类器物进行检测,以了解目前所见王莽度量衡器是否是统一铸造等学术问题。(国家文物局 李政 2017年9月7日)
发掘领队王青教授介绍,新莽铜器出自3号水井(J3),共有8件,即诏版2件、货版1件、衡杆1件、环权4件。其中诏版阴刻有81字规整篆书,内容为王莽施行度量衡改革的诏书,与《汉书》“王莽传”等记载多可对应。2件诏版的文字一致。一件铜版阴刻7字篆书,为“黄金、铜泉、絮、布、帛”,其中黄金2字位于中央,其余分列4方。1件铜衡残长1.2米(按汉长约合今2.3米,残失部分应有约1.1 米),一端阴刻有篆书铭文,内容与诏版一致。4件铜权大小有别,分别有三斤、九斤、重钧卅斤、重石四钧等计量铭文(按汉斤约合今0.5斤计算,应分别重1.5 、4.5、 15、 60斤),根据始建国元年等铭文可知,这批铜器的制作年代为新莽始建国元年,即公元9年。
座谈会上,来自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故宫博物院、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的专家充分肯定了此次发现具有的重要学术意义。
据初步统计,此前这类新莽铜诏版和权衡发现较少,只在甘肃定西、合水等地出土约10件左右,且多为乡民偶然挖出,信息有缺失,资料不完整。甘肃定西县1926年挖出权衡1套7件(含铜钩和六斤权各1件),其中3件现藏国家博物馆,其余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1982年甘肃合水县挖出诏版1件,上海博物馆近年入藏诏版和衡杆各1件,出土地点不明。邾国故城的8件新莽铜器是迄今为止首次经过科学发掘出土,也是一次性集中出土数量和种类最多的汉代度量衡器(尤其货版是全国范围内首次出土,前所未见)。这批铜器出土层位明确,同出遗物较多,获取的资料科学完整。
“这是汉代度量衡研究一次突破性的考古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白云翔说,这批文物为研究西汉末年王莽代汉并实行货币和度量衡制度改革等重大历史事件,以及我国度量衡发展史、经济史、制度史等问题,都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具有重大学术价值。
这批铜器制作精良,器型硕大,铭文字数多,透露的历史信息丰富而重要。如诏书中的“德帀于新”即指王莽建立“新”王朝,“同律度量衡”即指实行度量衡改革。这与《汉书》“王莽传”“食货志”“律历志”的记载多可对应,应是新莽王朝颁行的衡器和量器官方标准器。货版的文字虽然只有7字,但列出了政府颁布的五种货币种类和价值差别,也与《汉书》的相关记载相符合,也是新莽王朝颁行的官器。
“王莽的名号为宰衡,说明他很重视并认识到推行度量衡新制的意义。”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子今认为,东汉时期手工制作业的繁盛与王莽时期推行度量衡制度的精准化、标准化有一定关系。
“此次出土的铜衡杆属于等臂铜衡,复原长度达2.3米,比上世纪初在甘肃定西秤钩驿所出长64.74厘米的衡杆长得多,无疑是一件重要的文物。”中国国家博物馆孙机先生说,我国自春秋以来,衡器所用砝码南北有别,南方楚国用环状的,北方各国多用半球形的。环状铜砝码名为“环”。环(環)与权(權)是通假字。此次出土的四件衡器以称为“环权”为好。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苏荣誉建议做微痕检测分析,解决铭文是铸造还是刻铭的问题;同时对甘肃定西、上博收藏的同类器物进行检测,以了解目前所见王莽度量衡器是否是统一铸造等学术问题。(国家文物局 李政 2017年9月7日)